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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厚流广 继古开今

来源:中国文化报 发布时间:2020-03-17 09:16:56 撰稿人:魏达志 编辑: 浏览次数:15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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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。”
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中国书法博大精深。书为德之造化、心之内蕴、品之外发,中华文化之传承,书法系灵魂、核心、载体。唐代张怀瓘《文字论》曰:“文则数言乃成其意,书则一字已见其心。”清代刘熙载曰:“书,如也。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。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书法之见心、见志及妙用由此可见,正所谓“书如心画”“字如其人”,而“署书”则是重要表现形式之一。


《江西日报》2019年7月12日“品鉴”版刊发《魏氏一门三书家》文章,其中“三书家”即指家父魏大愚、家兄魏来与笔者,三人均以魏碑见长。魏大愚(1903—1959),字养拙,号石庵,回族,祖籍湖北沔阳,世居江西南昌,从小酷爱书法,毕生献身中国书法篆刻艺术;魏来(1948—2017),字逴志,号五道,后以“魏来五道”为名,专攻诗书画印;魏达志,生于1953年,字达志,号耕砚斋主、静学祥翁,现为深圳大学教授,追时代研应用经济学、承家学习中国传统书法。


(一)


《魏达志碑学署书集》之所以以“署书”命名,缘由有二。其一, 署书是古代对“榜书”的称谓, 但当代“榜书”已脱古意,非古代所谓“榜署”“题榜”“匾额”之说,已发展成百米见方之巨型大字甚至行为艺术而包罗万象,由于本集难以囊括上述诸境,为避歧义故不采用“榜书”之称;其二,中国书法之意韵特征变迁有序,战国争雄、秦汉始范、魏晋尚韵、唐代求法、宋明抒意、清代复古。秦定八体距今2000余年,碑刻之学自魏晋始已有1500年之久,本集系笔者碑学匾额横批之字,为持秦代“署书”之原意,故采东汉文字学家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之释。


何谓署书?一般指书于匾额、宫殿门额上的大字。“署书”最早出现于秦统一文字之前,《说文解字》记述秦定八体曰“自尔秦书有八体:一曰大篆、二曰小篆、三曰刻符、四曰虫书、五曰摹印、六曰署书、七曰殳书、八曰隶书。”许慎曾说“叹俗儒之穿凿,惋文毁于凡学,痛字败于庸说”。可以说,自古至今,署书渐成书法艺术中羽翼愈来愈丰之一翼。


有研究表明,据《泰山》《琅邪》《峄山》《会稽》刻石与文献记载,首位书写署书之可考书家是秦朝丞相李斯。李斯精大篆、创小篆,用笔裹结轻健,或卷或舒、乍轻乍重,颇得要领。而首位以署书题帝王宫殿之书家则为汉代丞相萧何,其书作未见存世,但其书法之道,笔者心也、墨者意也、书者营也、力者通也、塞者决也,堪称妙道。明代费灜《大书长语》有论:“秦废古文,书存八体,其曰署书者,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。汉高帝未央宫前殿成,命萧何题额……为署书之始也。”


此后历朝历代书写署书者不乏其人,书体从单一使用篆隶发展到使用真行等不同字体,分布范围也扩至全国各地名山大川、摩崖刻石、关隘要塞、园林景观、城楼庙宇、家族祠堂、名门大宅及商家店招等。历代署书向人们展示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、地理风貌、文化生态、人文风采及书法艺术之变迁,具独特艺术价值与审美意趣,系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值得珍藏、弘扬之瑰宝。其中,魏碑署书又具特别之风采:结构奇崛、神态飞扬,笔墨雄健、气势凌厉,华贵雍容、挺拔大方,欹侧端庄、浑凝逸散,安详肃穆、相得益彰。康有为曾论署书大字书写之五难:“一曰执笔不同,二曰运笔不同,三曰立身骤变,四曰临仿难周,五曰笔毫难精。”


笔者曾听母亲描述过父亲创作特大署书的场景:面盆装墨、手抓纱布、整体构思、欣然命笔,先饱蘸淡墨,后浓线勾勒,终至一气呵成。“作书之时,心存景仰,一袭长衫,正气昂扬,眼戴花镜,落墨不妄”“大字摩崖,雄浑高古,榜书匾额,体势开张,淡墨浓钩,纵横酣畅”,大致展现了父亲书写署书时的神态与气韵。


家兄魏来五道书写署书时亦是精神飞动、兴味酣足,常常六尺整张,单个大字一挥而就。1982年暑期,我兄弟二人均为大学助教,应复旦大学管理学教授苏东水邀请,登泉州清源山,“五象瑞气”魏碑大字,由兄长顶骄阳一气呵成;1986年,在深圳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典上,随着古琴旋律,兄长榜书劲写,有日本企业家深表叹服并出资助学,兄长留学东瀛,获日本东京学艺大学院美术教育硕士学位,创办东京中国书画院并出任院长,为中日文化交流贡献颇多。早些时候,1978年,兄长在南昌首创江西大学书法学会并任会长,1980年暑期曾带笔者赴沪拜见王遽常、朱东润、郭绍虞、褚保全、李天马等前辈,赴穗拜望容庚、商承祚、秦咢生、麦华三等大家,尊师学法、聆听教诲,耳濡目染、心脑洞开。


每阅父兄碑帖之墨迹,观其用笔之道,上溯先秦、中临晋唐、下探明清,且化古源以开新法,其书卷之气、沉稳之风、安详之态,令笔者不禁感慨“此生难以企及矣”。


(二)


魏晋南北朝时期,虽社会动乱而思想奔放、艺术昌旺。儒家中庸平和、佛教由西东渐、道家玄学兴起,当儒释道呈融合之势,必潜移默化并深刻影响当时艺术创作,故继秦汉篆隶之后,魏碑异军突起,几至登峰造极。


魏晋时代因制限而立碑鲜见,南朝仅“云南二爨”(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)颇为著名,但到北朝时期,魏碑包括庙宇碑刻、石窟造像、摩崖勒石、丰碑墓志、经书墨迹等多样化内容与形式,可谓风行一时,几乎左右整个时代的书法风尚与人文生态,名碑名刻争奇斗艳,礼佛崇书盛极一时,一代风华承上启下,成为隶楷过渡之书体。唐宋以来,特别是在经济鼎盛、文化辉煌的唐朝,楷书不仅独领风骚、独树一帜, 而且开宗立派、蔚为大观,而魏碑则萎靡不振,甚至一字难觅。


纵观有清一代学术,崇尚朴学,如顾炎武、戴震等学贯古今的大家在经学、史学、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辩伪、辑轶乃至天文、历法、金石、舆地等领域成就极高,引领一代学术之方向、影响一代艺术之风气。于是,北碑发掘、篆隶随兴,考据成风、旧学重现,学术引领、碑派兴矣。


丁文隽《书法精论》曰:“郑燮、金农发其机,阮元导其流,邓石如扬其波,包世臣、康有为助其澜,始成巨流耳。”中国始有更加清晰的碑学与帖学之不同论述, 方有真书中北碑与南帖之明确概念。自阮元《南北书派论》《北碑南帖论》问世,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刊印,刘熙载《艺概》撰成,杨守敬《平碑记》流传,沈曾植《海日楼札丛》付梓,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集成,清代学人考据辨析、旁征博引,系列论著逐渐构筑起中华碑学理论殿堂。


作为抑帖扬碑的代表人物,阮元的著述被称为“继绝学、兴古法、振魏碑之宣言”,《南北书派论》中称:“南派江左风流,疏放妍妙,长于尺牍……北派则中原古法,拘谨拙陋,长于碑榜。”晚清学者康有为于阮元之学更上层楼,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极力赞誉魏碑“一曰魄力雄强,二曰气象浑穆,三曰笔法跳越,四曰点画峻厚,五曰意态奇逸,六曰精神飞动,七曰兴趣酣足,八曰骨法洞达,九曰结构天成,十曰血肉丰美,是十美者,唯魏碑南碑有之。”此评价振聋发聩,将魏碑之美呈现于前,吾辈至今读之,依然心存敬畏又心潮澎湃。


清代学人以碑学思想开时代之生气、以碑学学术铸艺术之风尚、以碑学方法引艺术之路径、以碑学考据奠鉴赏之基础、以碑学宏论构绝学之大系,确值后人敬佩与景仰。家父魏大愚出生于晚清时代,天性聪敏好学,追随时代特征并深受影响,此为家学崇古开今之渊源也。


(三)


唐张怀瓘曾列书体为十:古文、大篆、籀文、小篆、八分、隶书、章草、行书、飞白和草书,并指出“十书之外,乃有龟、蛇、麟、虎、云、龙、虫、鸟之书,既非世要,悉所不取也”。其《用笔十法》曰:“其书第一用笔,第二识势,第三裹束,三者兼备,此为书法。”


故中国书法既求字法与笔法,又究墨法与章法,每法各有独特内涵,融会贯通而成其全貌,缺一不可。所谓“笔法”,即运笔之法,除了狭义的笔法,还讲究笔势与笔意,不同书体有不同笔法,但皆言书之技法可临、可摹、可创,唯气韵之高低,当于书外求之。正如苏东坡所云:“退笔如山未足珍,读书万卷始通神。”


唐代柳公权云“用笔在心,心正则笔正”;清代刘熙载云“书重用笔,用之存乎其人,故善书者用笔,不善书者为笔所用”;清代朱和羹云“临池之法,不外结体、用笔, 结体之功在学习,而用笔之妙关灵性。”书法用笔,既如《易经》所曰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,又如《道德经》所云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。


虽说书法用笔是非中即偏、非方即圆、非藏即露、非疾即涩、非巧即拙,但对碑学而言又绝非单纯二分,而是随机应变,既要顺应规律坚守古训,又须师古不泥推陈出新。魏碑的继承与创新、发掘与弘扬,笔法已成关键之关键,尤其在当下新时代,更需新归纳、新概括与新表达。


家父与家兄,一生身心融入传统书画,夙夜匪懈手摹心追、积年累月浸润其间、藏头护尾融迹隐端、篆隶并蓄收放自如,多有所识却未集结成文。笔者在品读家父墨迹、家兄运笔之法并综合自身用笔体验后,尝试总结归纳了魏氏家族传统碑学的笔法:一曰起笔藏锋,中锋运导;二曰圆笔向前,锋含蓄强;三曰方笔展开,促势舒张;四曰裹笔颤行,屋漏天成;五曰运笔雄健,臂腕共力;六曰顿笔转折,厚实雄强;七曰回笔妙用,形古意拙;八曰转笔指随,妙境回旋;九曰驻笔稳重,意态沉着;十曰收笔缓步,回行有致。


正如清代碑学倡导者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强调笔之方圆、势之篆隶:“书法之妙,全在运笔,该举其要,尽于方圆。操纵极熟,自有巧妙,方用顿笔,圆用提笔。提笔中含,顿笔外拓。中含者浑劲,外拓者雄强。中含者,篆之法也;外拓者,隶之法也。”


孟子曰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,又曰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”,寄托了自古以来学人志士对理想人格特征的追求,亦构筑了文人墨客立身处世之座右铭。在笔者看来,家父与家兄遵循的便是这样一条自愿、自觉而又难上加难的探索之路。


(四)


当我们讨论魏碑特点时,一定会推敲此代与彼代之区别、此家与彼家之不同,众说纷纭,不一而论。几乎所有书法名家都各有鲜明特色,或学识著述丰,或心性才情高,或承古贤胸怀大局,或秉个性品貌突显,故能历代传扬。


虽然书史中出过不少才学兼具、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家,但当代书法大家鲜少得见,多有终身奋力却学径有误者、心态轻浮而满目涂鸦者,或是自以为是而建帮成派者、离经叛道而误入歧途者。可见,学问攀登之路即便正道亦充满荆棘,当今一些所谓书法“高手”,书无规范而学识浅薄、胡乱泼墨而藐视前贤、热衷炒作而疏于静学、终身劳碌而未出心裁、初识小技而疏于大道,故难以造就继传统、扬个性之精妙表达,难以形成可审美、可鉴赏之独特气韵,更难以支撑构筑宏伟之艺术殿堂。


纵观魏氏家族的魏碑,虽不能像清代碑学倡导者包世臣描绘魏碑“篆势分韵,草情毕具”之鲜活形态,也不能达康有为所赞“仙人啸树,海客泛搓”之迷人境界,更不敢入康有为“尊碑”而“卑唐”之宏大境地——“唐人解讲结构,自贤于宋、明,然以古为师,以魏、晋绳之,则卑薄已甚。若从唐人入手,则终身浅薄,无复窥见古人之日”或“故古文断至两汉,书法限至六朝。若唐以后之书,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,散文至曾、苏而后,吾不欲观之矣。操此而谈,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矣。”然而,魏氏家族碑学依然有其沧海一粟之独特之处——整体概念依然是遍临百家、融会贯通,出入碑帖而试图有别,创新笔法,其始也;特点形成,其致也。一曰思书相衔,意在笔先;二曰刀笔并用,出刀入笔;三曰碑帖相融,书碑如帖;四曰篆隶互参,承古留味;五曰奇正相交,偏中见正;六曰藏露有致,笔手互生;七曰方圆互衬,意象万千;八曰刚柔相济,志气充盈;九曰疏密相宜,舒敛大气;十曰形神兼备,有集有新。


(五)


笔者以为,笔法及特点之传承,乃中国书法有史以来非凡大事,既是书法名家秉承传统、继往开来之重要内容,又是先贤古哲智择传人、流芳百世之私家密学。北宋大臣钱若水常言“古之善书鲜有得笔法者”,即是此意。五字执笔法为唐代陆希声所得,“恹、押、钩、格、抵”五字是也;闻名于世之“永字八法”,其源流多说,要领为“侧、勒、弩、趯、策、掠、啄、磔”八字。古人笔法,简约而神秘。


上述魏氏家族魏碑之笔法与特点,仅是笔者学父习兄笔法过程中的浅识与当前体验,之所以不揣冒昧,斗胆成文,乃因历史文献中多有笔法之论和碑帖之研,而少有对碑学笔法及特点的归纳,特别是在当代,倡导以弘扬家学、家训、家教、家风的方式,传承中华文化、坚定文化自信,显得尤为重要。


笔者以为,魏氏碑学之难在于既须学篆法之用笔中含、高古气韵之方法,又必习隶法之外拓造势、结体舒展之路径;既要变通北碑之刀锋犀利、展刀锋露之品相,又须融入楷书之圆润安详、清心俊秀之姿态;既求碑学古朴雄健、体势开张之气度,又出帖学隽美兼备、沉静飘逸之意韵,并形成碑帖互参之态,融合之意。


家父曾有训:“立志须高,入门须正。”因此,本集所有署书内容,既非名门大宅与商家店招之匾额汇集,亦非山川大岳与著名景观之纵情挥洒,而是历代圣贤之哲理名言、警世之句,以此弘扬传统、温故知新、启人心智、陶冶性情。


德者,书之魂系也;艺者,德之枝叶也;故吾乐于享之、学之、用之、创之。此亦是本集署书之特点:因求学路上必崇尚法度、潜心规范;又因才情所限、不敢恣意妄为;更因境界未达而恐于张扬、疏于性情矣。


著名学者、一代宗儒马一浮曾就学书自我剖析:“吾书造诣,亦知古人规矩法度而已。每观碑帖,便觉意味深长”“昔人评钟元常书(钟繇,字元常),谓其‘沉着痛快’。吾比临古人书,颇识此意。反观自己所写,沉着则有之,痛快犹未也。”


马一浮先生书法造诣已达“孤神独逸”之超然意境,满腹经纶却谦虚有加,况吾等学界之小兵小卒乎。求学路上,笔者始终敬畏前贤、尊崇学人,为学如履薄冰般小心求证,为事则战战兢兢之谨慎前行,书法则求是否违反古法古训、笔墨是否遵循规矩、作品是否略有新意,扪心自审自问,求新变通非天才不能为之,甚难矣。


(六)


中国书法历史有两种特殊现象:一为师承风尚,以立师徒教学关系,二系家族传承,以造文化书法旺族。于今而言,前者风貌依然,而后者依稀少见。


中华文化传承之风自有文字始,而家族书法传承以魏晋为盛,如三国时期的钟繇为正书之祖,开中国南派书法之风,开北派风气的书家卫觊即卫瓘之父。中国书法从此南北分野,两大流派争奇斗艳、各尽风流,文荫华夏大地。


至两晋时代更是流派纷呈,如卫瓘及子卫恒之书法传承,特别是卫恒侄女卫铄(即史上著名卫夫人),连书圣王羲之都曾拜其门下。此外还有索靖索氏世家、陆机陆氏世家、庾翼庾氏世家、谢尚和谢万谢氏世家,特别是以王羲之、王献之为代表的王氏世家,成为举世瞩目、风华绝伦的文化旺族。加上魏晋时代门阀制度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世家”的社会价值观,于是,名门望族中父子相传、兄弟争传、代代相传,书翰往来、谈玄论道、清谈风流、魏晋风度,书法家学及流派渊源最终成就了中国书法历史上最为灿烂之景象,此亦为魏晋时代虽社会动乱而艺术昌旺的根本原因。


笔者以为,“修身齐家”系中华文化传承之精髓,通过勤学修身强化内涵、通过承继家学弘扬国学、通过学术奠基文化、通过文化涵养艺术,家学、家训、家教与家风是传承中华文化之细胞与源泉,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内核与关键,更是国家崛起对文化复兴、艺术发展的渴望与需求。在社会进步、经济繁荣的当下,优秀传统文化更不可忽略、不可丢弃。


呜呼!求学、求艺、求境之路依然修远,吾将终身致力。之所以苦思慎行,系报德于父慈兄领、感怀于家训传承、感恩于导师教诲、诚谢于妻子助力,以求建树于人格精神、梦境于文化复兴,同时不揣冒昧,坦露陋学,诚挚求教潜心中华文化、深研中国碑学之同仁学者与书画方家,不吝赐教、不吝赐导!


 (此文为《魏达志碑学署书集》后记)


作者简介


魏达志,现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,深圳大学教授。


1977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,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校长顾问蔡尚思教授学术助手,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;1984年调入深圳,任深圳市博物馆特区部负责人;1986年担任深圳电子信息产业、华强北中国电子一条街奠基者马福元先生秘书;1991年被评为深圳市文明市民(道德模范),被授予特区模范青年知识分子称号;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;1995年获深圳市鹏城功勋奖章;1996年获全国民主党派工商联“为两个文明服务”表彰;1997年被中共深圳市委确认为深圳市杰出专家,同年调入深圳大学;2014年获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奖;2019年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。35年来长期坚持特区经济与城市发展的跟踪研究,研究方向为特区经济、产业经济、科技经济、艺术经济、城市与区域经济。


与此同时,魏达志承家学渊源,自幼临池学书,出版父亲遗作《魏大愚书法篆刻集》,出版《魏达志行书楹联集》《魏达志魏碑楹联集》等,被媒体称为“以经济学追踪时代的传统家道弘扬者”,通过义卖书法与图书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总额超过150万元。


魏达志出版的学术与艺术类著作计32种,获奖10余次。主编大型丛书“深圳高科技与中国未来之路”共20部计600万字;其中《达志文集》于1993年获全国第四届优秀青年图书二等奖,《深港国际大都会形成机理研究》于2009年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原创图书奖,《递进中的崛起》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“十二五”重点出版规划并获深圳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;《中国书画艺术的经济学视野》于2015年在北京由《人民政协报》主办学术研讨会,获第五届“深圳版权金奖”作品奖与深圳市社科优秀著作三等奖;2018年出版的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》获深圳市第九届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。在全国各地CSSCI、核心期刊与媒体理论版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,领衔各类产业规划与研究项目数十项,多次获得各类学术与政府决策咨询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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